坐缸为什么肉身不腐:七大指标看社会和谐度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微思作业网 时间:2019/08/25 15:13:50
落实科学发展观,建设和谐社会,可以从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找到方向与答案。
最近,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,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,概括反映了我国经济、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,需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注意。
一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
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、治安、贪污、生产、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。统计数据显示,1979~2004年26年间,我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.7%,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.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.4件,按逆指标计算,年均递减7%;以同样的计算方法,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,年均递减1.6%和5.4%。在安全指标中,2004年我国交通、工伤、火灾死亡人数高达14.6万人,每10万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.4人增至11.3人,年均递减3.5%。
社会稳定指数则由通胀、失业率、贫富差距、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字匡算,26年间我国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.1%。其中通货膨胀率年均递减5.8%,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.8%,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.7%,城乡贫困率递增1.1%,显示总体上我国减贫成果是突出的,但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.4%,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.8%。
让民众拥有充分安全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,而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社会不安全感的增加。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公司在2005年岁末的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~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,农村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;在影响社会治安安全感的因素中,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,而城镇居民则更多地担心恶性犯罪的增加。
据分析,城乡差距、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治安敏感度上升,农村社会治安管理落后、应变能力差,城市流动人口较多、治安环境复杂,加上我国警力不足的现状,都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原因。
另外,社会安全生产事故不断,工伤人员生存状况欠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安全保障能力滞后的矛盾突出,行业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,相关法制建设尚未完善。地方政府与企业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,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,也都导致了安全生产事故不断。
二、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低
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、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,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。从历年看,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,但比例仍很低。改革开放前,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方面费用占GDP的3%左右,改革开放以后,这一比例逐步提高,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.5%,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,若加上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,就占到GDP的10.4%,提高幅度明显。但从总支出看,人均社会发展支出只有1100元,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%左右,人均达9500元。(教育卫生支出单列)
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偏低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准,满足不了居民需要。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领导小组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到2005年11月,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只有6.58个,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.03平方米。
与此同时,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报告表明,与2002年相比,我国7~22岁学生的体能指标包括爆发力、力量、肺活量等继续呈下降趋势,而超重及肥胖检出率上升,其中10~12岁城市男生肥胖检出率上升幅度增加了15.97%,表明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亟待提高。
社会发展支出少还直接影响到一些产业的发展。如我国5亿城市人口仅仅拥有3000多块银幕,人均拥有数仅及美国的1/20。由于我国银幕数量少,一方面“量少价高”不能满足大众需求,另一方面又使“20部引进大片横行全年”,市场容量过于狭小成为制约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另外,目前我国大量的文化资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,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,也需要通过提高社会发展投入来解决。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益化、社会化和系统化程度需要加强。
三 、投资效果需要提高
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延、扩大投资而获得。投资占GDP的比例从“六五”到“九五”期间一直在快速提高,2003、2004年虽然采取了调整措施,投资率仍提高至47.3%和51.5.%,由于投资过热而引发了原材料、燃料的紧张,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、产品积压。
另一方面,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投资效果系数(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)则在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%和49%,平均每年递减2.5%和2.6%。
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国有银行主导型的储蓄——投资转化机制,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,从而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,金融效率始终难以提高。最终使宏观经济的不良后果集中到金融系统,增加了宏观经济风险。
依靠低效投资拉动的经济扩张引起了许多伴生问题,如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。“高投入、高消耗和高排放”的粗放式增长模式,使得城乡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。城市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。许多城市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,23.4%的城市全年水质达标率小于60%,同时还有近2/3的城市供水不足,1/6的城市严重缺水。而在农村,频频被发现的“癌症村”,也要求政府必须加大环保工作力度。
四、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慢于GDP增长
教育事业是实现现代化、振兴国家、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。我国教育事业投入近来显示出一条两头高、中间低的曲线。1970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1.2%,此后逐步上升到了1995年的2.8%,1995~1997年又降至1.8%,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,占GDP的3.3%。
长期以来,我国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,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%,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6美元,只相当于美国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.6%。
除总体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较低外,我国教育机会不均也比较严重。据统计,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%左右,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小学有危房约4千万平方米,贫困学生2400多万人。
专家指出,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财富的绝对公平,但是要尽力做到机会的公平,而教育是机会再分配的重要基础之一,贫困人口一旦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,就业竞争力就会下降,对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就会更差。因此,教育公平是实现“公平正义”的重要基础。
五、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
我国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.4%~0.5%之间,且历年呈下降趋势。我国的卫生弹性系数即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比值,从1991年到2004年14年间,只有0.96%,慢于GDP的增长。
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,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25.1%降至2003年的17%,个人医疗支出由36%上升到56%。个人医疗费用总支出同期增长了12.8倍,政府投入只增长了5倍。
卫生资源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。据卫生部调查统计,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%集中在城市,其中2/3集中在大医院,2004年每千人口医生数,农村只有0.85人,仅为城市居民的1/3,还有10%的农村没有医疗点,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医疗费水平均很低。
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,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据卫生部测算,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、损伤和早亡,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.2%,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.4%,两者合计就占到了GDP的14.6%。
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是造成“看病贵”的主要原因,并降低了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水平。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,目前50%以上的城市人口,87%的农村人口缺少医疗保障。城乡低收入患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%,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,城市占47%,农村占31%,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%~90%。
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,还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性。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,中国居144位,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排序中,中国居188位。
六、各种收入差距扩大
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属于复合型,兼具分配不公和制度缺失的特点。一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,参考世界银行的调整数,用五等分法测算出平均贫富差距,从1978年的2.7倍扩大到2004年的7.2倍。
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。不计社会保障与福利补贴,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.57倍扩大到2004年的3.21倍。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。东西部人均GDP比例由1991年的1.86倍扩大到2004年的2.52倍。四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。行业平均工资,2004年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是7.5,1978年为1.3。
贫富差距扩大是当前群众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。贫富差距不仅影响消费,影响劳动积极性,还影响社会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稳定。中国社科院有关课题组最新的报告指出,我国当前的经济资源、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,使得农业劳动者仍占44%,社会的中间层占15%,而低阶层进入中间和高阶层的门槛过高,流动障碍在强化,便形成了该缩小的阶层没缩小,该扩大的阶层没扩大,阻碍了社会结构的公正、合理、开放的自由流动。
贫富差距背后的种种不公平分配原则和制度设计,是影响群众心态稳定的关键诱因。同时,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,增值速度加快,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,呈递减趋势,形成了所谓的马太效应,更令人忧虑。
七、老年人口贫困率高
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。70年代以来,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降低生育率的同时,也促使了老龄人口的增加。1999年,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0%,到2000年,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7%,按照国际通行标准,中国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。在老龄化加速的过程中,老龄人口贫困化正在扩大。有关资料估算,在全国60岁及以上的1.4亿多人口中,贫困率达13%~17%,平均6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,主要分布在农村。
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,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社会上对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投入不成比例,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。目前,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,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000万。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,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,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、体贴、照料、尊重和帮助。
社会上还存在老年歧视的倾向,由于老年人经济地位的降低,社会与家庭地位必然受到影响,没有人站出来为失去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维护合法权利。遗忘弱势群体,致使社会公平的砝码偏向一侧,影响公众对老年人的看法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,政策实施者更注重在岗人员的利益而忽视老年人的利益,加上家庭小型化,社会人口抚养比激增,社会养老措施跟不上,不仅加重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压力,也使得老一代日益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,日益加大代际间的不和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