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观垂钓者:秋风:权力推动的强制增长让中国付出了太多代价1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微思作业网 时间:2019/08/25 15:12:36
秋风:权力推动的强制增长让中国付出了太多代价
快活林888 0 华声论坛0
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令企业家跌落的巨大陷阱,一个一个看似成功的企业家,最终都难逃遭受羞辱,甚至成为罪犯的宿命
□ 秋风 学者,独立撰稿人
又一轮宏观调控开始了,中央政府尤其下定了调控房地产行业的决心。而这一轮调控的重头戏,就是打击与房地产领域相关的犯罪活动。短短一个多月时间,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、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、福建省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、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、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先后被“双规”。尽管其职位五花八门,但都全部都涉嫌在城市拆迁、土地交易、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权钱交易。当然,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同时“出事”。还有更多商人遭到调查,随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
房地产业的黑暗一角因此而被揭开。官商勾结在这个产业已经病入膏肓。可怕的是,这个产业却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,尤其是在某些大城市,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竟然可以贡献GDP的30%、40%。人们怎能不怀疑当下经济增长的道德性?
增长背后的权力之手
其实,这种情形不仅仅存在于房地产业。
比较中国与印度经济,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:过去十几年,国际商学两界公认,印度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大企业,从软件业、制药业到钢铁业。但持续了一代人的中国经济增长,却没有孕育出哪怕是一家伟大的企业。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知道,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,富有活力的企业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所在。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却似乎颠覆了这个常识。中国幸运在哪儿?
简单说来,印度的增长完全靠的是政府放松管制之后被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。在中国,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同样来自这种企业家精神,这一点,以温州经济最为典型。但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国家的强制推进,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强制推进。
有的时候国家似乎确实拥有某种魔法,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主体确实可以创造出某种奇迹,就像计划经济的最初若干年那样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展开的为了增长的竞争,似乎也导致了同样的效果。当然,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复辟,在80年代的退缩之后,政府—这一次换成了地方政府—再度恢复并且扩张其控制性权力,竭尽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资源招商引资,扶持最能实现政绩最大化的产业。
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业。对于热衷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,这个产业简直是上天的恩赐:第一,这个产业产出上面能够注意到的政绩的效率最高。它能吸纳大量投资,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GDP,也能给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收入。第二,政府又恰恰控制着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两种最重要的要素:土地和信贷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,主要是土地。城市原有城区已被宪法宣告为完全属于国有,地方政府当然可以随意拆迁、改造;乡村土地尽管法律上属于农村集体所有,但地方政府通过其政治与行政控制链条,享有事实上的支配权。第三,这意味着,政府可以压低支付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。这样,政府就有条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工商业投资者。而用于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,政府则可以通过操纵供应将其价格哄抬上去,从而获得了巨额预算外收入。这笔收入又可以作为政府进行政绩工程、面子工程的资本。因此,90年代中期以来,中国经济、尤其是城市经济迅速地“房地产化”。
但权力必然带来腐败,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带来无法抑制的腐败,尤其是当这种权力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中的时候。在房地产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,人们都能看到强壮的权力之手。首先,在城市政府获得土地的环节,或者是通过拆迁,或者是征用农民土地,政府都是利用权力将自己的交易条款单方面强加给市民或农民,拆迁户、被征地农民的权益被普遍忽视、践踏。其次,在政府出让土地环节,协议出让土地的幕后交易是可以想象的,而“招挂拍”也未必能够削弱权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。最后,在房屋供应环节,权力总是在市场背后哄抬价格,比如,政府通过短期内大面积拆迁,人为制造大量被动需求。或者政府通过缩减土地供应向市场释放供应短缺的信号,推动房价上涨。
权力与企业无间合作,确实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产市场繁荣。城市经济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长,维持了一种热火朝天的繁荣局面。但是,繁荣背后却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动。仅仅是宏观调控杀鸡儆猴式的清算,就揪出了如此多的官员,如果严格地执行相关法律,不知还有多少官员落网。可以说,在这个行业,官商勾结不是偶然的意外,而几乎是一种必然的法则。增长却带来腐败,从而损害政府的治理权威,这样的代价是否过高?
经济增长了,企业家死了
在这样的环境下,当然不可能指望出现伟大的企业家。
事实上,如果稍微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企业家的兴衰史就会发现,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令企业家跌落的巨大陷阱。一个一个看似成功的企业家,最终都难逃遭受羞辱,甚至成为罪犯的宿命。远的不说,在90年代涌现的一批国企强人,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、三九的赵新先、长虹的倪润峰、中航油的张久霖,到这个世纪之初纷纷因为经济问题落马。国有银行的高管们也曾经一个接一个入狱。民间曾经出现过一批资本运营高手,张海、顾雏军、德隆的唐氏兄弟等曾经风云一时,后来也陆续成了阶下囚。现在,似乎轮到房地产大亨们了。
笔者大胆断言: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。越是在中心城市,越是看起来现代化的产业,越是在政府扶持、重视的那些行业,企业家的犯罪率就越高。因为,在这里,权力的控制越有力,寻租经济的色彩最浓厚,要取得经营成功就越是得勾结权力。在这些领域,究竟是权力在诱惑商人犯罪,还是商人在腐蚀官员犯罪,已经难以辨析清楚了,因为,权钱交易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,双方都已经习惯了彼此勾结、共同发财的美好生活了。
高增长却伴随企业家的高犯罪率,这确实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现象。前面曾经指出,中国经济增长部分依靠企业家精神,部分依靠政府直接介入。单从增长的直接经济后果看,这是中国的幸运。但是,企业家的高犯罪率却提醒人们,这种额外的增长动力,也许是一种不幸。政府直接利用权力推动增长,确实给经济的自然增长加了一把力,但是,这把力也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反冲力:它对那种自然的增长动力,即企业家精神的健全发育,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。它让中国几乎无法成长出伟大的企业。
就此而言,目前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。正是因为在所谓高端行业、现代化行业,企业家精神被权力扭曲、抑制,这个经济体的上层结构反而最缺乏创新,最缺乏效率,也最不健康。这意味着,增长的长期前景是脆弱的。
这种增长的社会后果更为严重。这种增长固然对普通民众带来了某些收益,但是,它也让很多民众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感。拆迁户、失地农民、工资长期被抑制的新兴产业工人、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市民等群体,不可能为这个增长欢呼。对于过去的增长的评价,国际与国内形成强烈反差;经济学圈子与公众媒体形成强烈反差。说来也许奇怪,增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是一种喜悦,而是一种怀疑、焦虑、不满甚至愤怒。现在,当某位官员或学者预言中国将在某年赶超日本或美国、或某地宣布自己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,得到的是一片嘲笑、讥讽。这样的民众心态,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一个增长至上时代的结束,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怎样结束。
公众对于官商勾结下的增长机制的怀疑和愤怒,也损害了企业家、市场化改革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。一提起企业家,人们马上联想到官商勾结,一提起市场化,人们立刻联想到涨价。陷入信誉危机的改革,是难以为继的。可以说,权力所推动的强制增长,反而为制度变革设置了似乎难以逾越的社会政治障碍。为了增长,也许中国付出得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