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米米影视:杨建民:胡适的“半部”现象解读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微思作业网 时间:2020/02/18 03:20:37
杨建民:胡适的“半部”现象解读
胡适一生,著述极多,类别繁多。但他也有毛病,几部极重要、最应当系统叙述的著作,却只成功半部,下半部永久搁置。

1919年2月,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,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,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著作——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此时,胡适因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等鼓吹白话文学的文章而“暴”得大名。挟此气势,他又抛出这部观念、写法与先前研究全然迥异的著作,引起震动自然不言而喻。
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序文中对这部著作大加赞誉,认为该书有几个特点:“第一是证明的方法”,“第二是扼要的手段”,“第三是平等的眼光”,“第四是系统的研究”。对于此书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,蔡元培说作者“有截断众流的手段”,认为此书讲时代,辨真伪,考方法的研究,足以“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”。顾颉刚后来回忆起当他们在课堂上,听到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的震动情形:“这一段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,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。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,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,还没有闹风潮。”冯友兰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,他回忆说:“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。发的讲义称为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,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,在我们课堂上,笑不可抑。他说:‘我说胡适不通,果然就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,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,说中国哲学史大纲,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?’”
胡适后来总结此书,认为有两条贡献:一是从老(子)、孔(子)讲起;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。“从思想上,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,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都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”。(见李泽厚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)任继愈对此书的功绩,做了综括:
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,即经学。“经”是圣贤垂训的典籍,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,只能宣传它、解释它、信奉它,不能怀疑它,不准议论它,更不能批判它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都是圣人,只能膜拜,不能非议,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……读了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使人耳目一新……当时人认为“新”的地方,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,为经传作注解,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。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,供人们评论,这是一个大变革。(《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》)
可惜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,只有上卷,成了思想史上一大憾事。1962年胡适逝世,有人在挽联中还提及此事:
哲学史,卒未完成,一代宗师此遗憾;语体文,力为倡导,万邦人士有隆评。

1928年6月,胡适以《白话文学史》为名,又出了半部著作。
1921年,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,请胡适讲“国语文学史”。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,编成了十五篇讲义。讲义也有“截断众流”的表现,开始于“汉朝的平民文学”,连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起始的《诗经》也未入列,截止到“南宋的白话文”。这大约与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。1922年,胡适到南开大学讲这门课,该讲义印成油印本。1927年,北京一家文化学社以油印本为底本印成一本《国语文学史》。印本虽然是胡适的朋友钱玄同题签,又有黎锦熙的长序,可胡适并不知情,是黎锦熙学生以此名义印了一千本,为同学作查考用的,不牟利。
当时,梁实秋、徐志摩等一干胡适的朋友办起了“新月书店”。胡适入了一百元,成了股东。见有人翻印胡适著作,同仁们不满意了,便大力催促,让胡适将著作修改出来出版,甚至早早就在报刊上打出广告。广告中说到“国语文学史的上卷,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了一千部”,并无其事。钱玄同不过题一签而已。胡适于是便托朋友借书,又据自己游历巴黎、伦敦时搜集的资料,更借重当时的研究成果,包括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(胡适在该书自序中说:“在小说的史料方面,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。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;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,搜集甚勤,取材甚精,断制也甚谨严,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。”),对这部旧讲义进行大规模修订。
这次修订,原稿几乎全推翻了。原讲义十五讲,除第一讲第二讲稍有删改,三四讲得以留一部分外,后面几讲完全重写。胡适本打算将书写到唐末五代,作为上卷,不料愈写愈长,收不了尾,只得在白居易处打住。胡适后来说:“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,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。”何时完工,自然难料。
这部以《白话文学史》为名的著作,就这样以上册面貌问世。之所以称“白话”,胡适说了三个意思:“一是戏台上说白的‘白’,就是说得出,听得懂的话;二是清白的‘白’,就是不加粉饰的话;三是明白的‘白’,就是明白晓畅的话。”对于这部书,胡适有相当的自信。他认为:
这部书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……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,又如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,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,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“唱导”、“梵呗”的方法的重要,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,李、杜的优劣论,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,卢仝、张籍的特别注重……
《白话文学史》1928年6月19日出版,梁实秋回忆说:“胡先生的《白话文学史》是新月书店的第一本书,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。”

胡适的名气太大,他的两本半部著述就更显触目——为什么是半部?惹得人们议论纷纷。或宏观,或具体,分析原因;或说好说歹,衷心惋惜或恶语调侃,不一而足。
胡适在给钱玄同请求题签的短函里有这样的话:“我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上册快要出版了,上册只写到白居易,已有十九万字,只好暂告一结束,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。”此时距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出版,已近十年,胡适自嘲地解说:“‘十年’是我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旧例。”钱玄同知道胡适的毛病,应该也听到人们议论,便在回信中“严重抗议”。胡适曾在《白话文学史》的前言中,言之凿凿地声明:“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。”但事实是,他食言了。对此,林语堂幽了胡适一默:胡适先生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。胡适的挚友、著名学者陈衡哲女士也借过林语堂的话,为胡适惋惜: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,这话幽默而真实。胡先生太忙了,少去证婚,少去受捧,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!”
朋友当然是鉴谅,只以其忙来帮他遮掩。不满意胡适者,说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黄侃常常在各种场合挖苦白话文,同时调侃胡适。对胡适著作的“半部”现象,黄侃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故意引经据典地说:“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,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们不解其意,追问他何出此言。黄侃颇阴损地说:“监者,太监也。太监者,下部没有了。”“下部”在此当然是两层含义。
梁漱溟在一次接受采访中,也谈到此问题:“他(胡适)的缺陷是不能深入,他写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只有卷上,卷下就写不出来。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,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,只得作一些考证;他想从佛法上研究,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,在寺里砍柴,舂米,是个卖力气的人,禅宗不立语言文字,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。”
对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而言,梁漱溟的话不知是否击中了胡适的软肋?从后来情形看,胡适在研究的基础上,专门为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《神会和尚传》;晚年,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《虚云和尚年谱》。按梁实秋的说法:“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,颇有心得,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。”胡适确实对佛学,尤其禅宗,用过很多功夫去研读。是否确如梁漱溟点出问题那样,自知其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不足,才下力气去认真补课,就不得而知了。
李泽厚从世界观、方法论角度,对胡适的“半部”现象做了推断。他认为:“胡适自己以及所谓‘胡适派’的许多人的工作都多半表现为一些细微末节的考证、翻案、辨伪等等……但就总体来说,胡适以及‘胡适派’的学者们对中国通史、断代史、或思想史,哲学史,都少有具有概括规律意义的宏观论点,论证或论著。”因此,“他(胡适)之所以永远不能完成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而花几十年去搞《水经注》的小考证,都反映了、代表了、呈现了他的这种方法论,而且这不止是方法论,同时是他的世界观和个性特点。”(见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)
从一定范围和角度去考虑,胡适的确遵从了其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诲,他那著名的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十字真言可以为证。可要将此说成胡适永远不能完成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等著述的根本原因,却似乎过于笼统。胡适虽然不善大(宏观),但并非不能大。那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撇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,起笔从老子、孔子写起,就很能表现他大的眼光和敢下论断的精神。这甚至是他当初“暴”得大名的缘由,是其最为人称颂的地方。
今天,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胡适的“半部”著述了。即使谈起,也只是略觉有趣罢了。可虽仅仅半部,胡适却自有功绩在。从研究思想史、文学史看去,这两个半部,仍是绕不过去的著作。